作者：苑柍股票外汇的杠杆

“重农抑商”的呼声，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耳，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。根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的记载，早在秦朝建立之初，秦始皇便“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”。这在名义上是充实国都（京师），实则就是进行监控，后来还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。

汉朝一建立，也实行抑商政策，下令“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”，并规定“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”。至汉昭帝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。此后，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时而略有变更和松动，但对民间资本和商业社会的忌恨和敌视，却没有从根本上清除。

这种忌恨和敌视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想当年，秦的崛起、强大和统一天下，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，而商人势力之大，也足以建国立君，左右朝局，比如吕不韦。这就不能不防了，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，也能够把你拉下马。对那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，尚且要“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”，何况商人？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，尚且需要控制，何况商业？事实证明，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击，确实维护了王朝的生存，但却使我们民族陷入了王朝更替之中。而也正因为王朝频繁更替，治乱循环，所以也就没有几家上百年的企业，甚至反倒产生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说法。

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建立和巩固政权，无非靠三样东西，刀把子、笔杆子、钱袋子，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手里。实际上，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，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，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，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相抗衡的财力社会。比如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，即使出巨资帮助朱元璋修城墙，并表示愿意犒赏军队，也招致杀身之祸（后来改为流放），便是证明。而欧洲的帝国和王国，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，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不知道限制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发展。

甚至，汉武帝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，还与人民争利，把冶铁、制盐和铸钱变成国营的暴利行业。铸钱也就罢了，作为国家把握经济命脉，还有说得通的道理，而老百姓也没有能力铸钱，但是制盐，老百姓也能做的事情，却也要由朝廷来把持，这不是与民争利吗？作为一个在位五十四年，好大喜功的君主，汉武帝在历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人物，即所谓“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”。

然而，成也汉武帝、败也汉武帝，于右任就说正是他使国家丧失了活力，“百家罢后无奇士，永为神州种祸胎”。这事起因于董仲舒的一篇策论中写道：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”这就是所谓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却正合汉武帝的心意。他当时正想的是，学说不统一，议论不统一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派有各派的路线，而皇帝不能一锤定音，怎么才能做到集权和专制？对了，这也是秦始皇曾经考虑过的问题，只不过他找错了对象（推崇法家），用错了手段（焚书坑儒）。

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，用来武装帝王可以，用来教育人民就不太合适。汉初提倡的黄老哲学也不行，那种思想虽然温柔，却造成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，不能造成大一统，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帝王成就霸业和帝业。但是现在好了，董仲舒帮皇帝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他告诉汉武帝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，这就是儒家思想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。

按照儒家的学说，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，既有等级又有诗意。这其实也是帝国思想，天下一统，“君君臣臣”，井然有序，安定祥和。不仅尊了君，还愚了民，并且便于操作。于是从汉到清，思想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天下。而对于汉武帝来说，这一手堪称高明之至。尽管“独尊儒术”只不过就是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的继续，却没有像他那样烧书和埋人。也正因此，“独尊儒术”成功了，还延续两千多年。恰如顾颉刚先生所说，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，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读一种书。

既在生产生活上重农轻商，限制人民富裕股票外汇的杠杆，又在思想上教育忠君，这社会还怎能有活力和创新？所以，也就难怪中国人两千年富不起来，没有百年不衰的企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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